王在劳作，王在写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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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康德和谢林，分别。

今天终于去了Whitney Museum，看了Georgia O'Keefe: Abstraction特别展。今年已经错过了古根汉的康定斯基，对奥吉弗自然不能一次错再错。今天是本次展览最后一天，门口的长队难以避免，幸好有AAM会员证，沁云和我直接拿票入场，免去了雨中等待之苦。

1，生产，可不仅仅是什么政治经济学或哲学人类学，而是人的存在意义感的基本命题。如果不把自身的历史性的多样层出不穷地生产出来，人如何少许抵挡死亡的消磨。简言之：死亡是自我意识的起点，自我意识是生产，所以自我意识是及物的，而它的客观化、历史化就是生产力（注意：不是庸俗发展主义的那个“生产力”）。

1，金观涛主编多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香港中文大学）。这套书也许仍是近年来最值得注目的人民共和国史的研究进展。金观涛的序说得很清楚了，并把全书和大多数缺少“史的品质”的人民共和国史写作做了区隔。得向这个浩大工程致敬。当然，各卷作者不同，风格，水平都有差异。我主要 看的是关于六七十年代的几卷。问题的关键不是它们大多仍然延续了以“党中央”为中心的历史视角（虽然它们更多地是中立地把党作为一个对象物），其实我到觉得，任何想研究“当代中国”的人，党史应是基本功（比如说，一个治现当代文学的，如果对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构成的变化过程没有个基本印象，那就有点说不过去；就如同洪子诚举得例子，不知道袁水拍从左翼诗人到文化部部长的党内经历和职务升迁，如果研究这个诗人？）。真正的问题是两个：a，部分作者缺少历史叙事学的自觉。作者们较少对自己作为叙事人这一角色进行反思或限制，时而价值中立地叙述，时而却感情投入、大段地宣泄和文学化的评点过度，时而又对小道消息、私人回忆大感兴趣，着墨于某些人的人生际遇，过分关注历史人物个人的性格、情感等无法作为严格史学对象的东西。b，这几卷有许多一般性的批评，但较少批判意识。由于这套书由中大主持，它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就是可以对许多在内地还过于敏感的问题进行从容、细致的批判性讨论，但越是涉及到重大的、对我们今天仍然有相关性的问题，作者们越是失去了批判性的提问能力，有时急于进行道德化的批评和价值判断——但这样其实无助于任何立场的表达，有时停留在很表面的层面，没有超出一般的社会批评，比如说，他们都没有提出或解答这样的问题，四人帮如果存在的话，如果不仅是“帽子”的话，到底是什么？一个派别，一种政治势力，一个利益集团？……如果真代表一种政治势力，那它的社会基础是什么，理论渊源是什么，在国际共运中的地位是什么？说了许多四人帮，这才是史家应该解决的问题。当然，这些作者的专业功底都是出众的，我的阅读体验也很过瘾，基本上是手不释卷。

国庆了。一个节日，一个纪念，是仪式，也是契机，也就必然带来意识形态的井喷。许多人要割裂前三十年、后三十年。还有不少 台湾的观点，说什么1949年是“成王败寇”的逻辑。这类意识形态神话居然占据了国庆时人们对这个共和国的反思与审视。我感到难受。

1949年是成王败寇？好吧，这种意识形态只有在今天才能成为一种叙事，而说到底，这叙事是针对当下的。台湾人自以为自己普世价值了，但又活在“大陆强权”威胁下，想用“摆脱成王败寇”的所谓善意提醒来“驯化”大陆政权。然而共和国的公民们却晕乎地接招，只能体现出自己在意识形态上的羸弱。对我们，1949绝不是“成王”，绝不是一次军事胜利。它是伟大革命的制高点，长征的终点和新长征的起点，是爱，是决断，是翻身，是换了人间。其中的暴力不是任何中产阶级的自由主义或非暴力思想可以批判的。1949年的人民共和国的暴力是血肉模糊的暴力，但更是历史哲学的暴力。在看待一个共和国的革命奠基时，我们今天连最起码的历史哲学的立脚点都站不住，这是不是反映出我们今天已在文化政治上落到了危险的地步？当政者在这方面是最先的落败者。一次国庆对他们只能是庆典，而不能是历史哲学意义上的自我肯定的仪式。其实，盖子一揭，大有希望，那些反华人士口中的人民共和国的劣迹和伤疤，我们不应该自己捂住；挫折、苦难、教训，应该在这个日子大声地说出、大方地纪念，它们也是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它们和成就一起让我们身为这个共和国的公民活出意义感和历史感。

还有人说，这是人民共和国的国庆，不是中国的国庆，不是“祖国”的国庆。听上去太有道理了，但空洞——而这空洞的目的就是要用所谓“大中华”来回避对革命的认同、对建国的认同、对人民共和国的认同。我的认知很简单：我可以说我在文明的意义上认同一个广义的中国；但如果我有政治认同的话，我只认同人民共和国——因为，只有革命能确定一种政治主体。

那这历史哲学的落脚点该是什么？复杂的阐述学者们、公共知识分子、历史学家都在做。但可以有一个朴素的回答：1949年，时间开始了，作为人民主体的中国人的时间开始了。胡风曾作长诗《时间开始了》纪念国庆一周年。胡风说到，一切怀有希望的人，都来到这里；电视剧《潜伏》的有些台词似乎在摹仿他，比如，走路要走大路，比如，到了那里，一切都会有的，包括爱。胡风是做一个庆典的纯化的高音欢乐颂，但我要说，1949年，时间开始了，包括爱，包括我们的成就和胜利，也包括我们的痛苦与挫折。所有这一切正反经验是“人民”第一次在现代意义上的历史经验，而在那之前，多少苦难和黑暗，人民却根本不是历史经验的政治主体。时间开始了，我们开始经历一切，开拓一切，探索一切，在否定中肯定，在破，在立，直到今天60年国庆。时间开始了，这60年的一切都属于我们，也只有通过我们才能被定义、被理解，一句话，我们庆祝我们自己的历史，人民肯定人民，人民共和国是我们对自身的爱。

国庆快乐！

1，政治化、文学体验的更新、主体的开启：三者往往分享着同一结构。这一结构推到Ranciere的极致，就是美学政权的变更——这其中的否定性大过先锋派。中国革命文学试验是好例子。也是唯一可以普遍化的历史独特性。
2，但政治化与去政治化也分享同一个文学更新的潜能。二者互相转化，是一个往复的过程。创造社/鲁迅－》社会主义文艺－》所谓新诗－》新时期的起源/“崛起”。
3，一方面，政治化打开的论争空间也就是——也不得不是，也只能是——文学在社会生活的相关性（美学相关性，而非内容的简单相关）中打开的体验的新空间。
4，所以，另一方面，政治化与去政治化只隔一层纸。毛，文革，鲁迅，丸山升。政治化＝文学＝主体化。七十年代有政治化也有去政治化。所以文学新空间＝新政治体验和可能。比如从诗歌到78－80，历史的多重可能。文学在政治化与去政治化之间。